【教育研究】从苏轼治学看“研究性学习”

2012-11-10 03:17 阅读 530 次 评论关闭

新课程推行之中,研究性学习备受关注。研究性学习是个新概念,好些人对它还不是很了解,甚至还有一点神秘感。其实,研究性学习并不神秘。此前,人类社会虽无研究性学习之名,但研究性学习之实却是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存在着。苏轼的实践探索的思想和方法,对我们当今研究性学习的探究仍有借鉴和启发。苏轼曾在给其侄婿王庠的一封信中介绍过他的“一意求之”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就有很浓厚的研究性学习色彩。苏轼的原话如下:“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大意是要青年人每读一书都反复多读几遍,每一遍探究一个具体的课题,而且是只探究这一课题而不及其余,把这个课题攻克了,下一遍再探究另一个课题,而且同样是执一不二,其余也照此办理。这样读书虽然笨一点慢一点,但逐步推进,逐步积学,就能形成广博渊深的学识修养,就能“八面受敌”,从容应对任何问题。而这就不是那些泛泛读书的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了。苏轼所言,正是他自己的写照。比如他读《汉书》,就是分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等若干课题,逐一完成探究而后已。苏轼的探究思想不止表现在读《汉书》这件事上。他兴趣极广,一生好学不倦,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乃至医药、酿造、烹饪等许多领域,他都孜孜以求,并写下了不少反映这种研究、探索性活动及其具体成果的生动文字。
《石钟山记》就是这样一篇很有价值的文字。石钟山在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有上钟山下钟山两座。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七年路过这里,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写下《石钟山记》一文,介绍自己的研究过程及其具体收获。因此,这篇《石钟山记》就不同于一般的游记,它实际是一次研究性活动的生动记录。
这次研究性活动的课题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研究缘起:读了郦道元《水经注》和李渤《辨石钟山记》而对石钟山的得名原因有了疑问。郦道元说石钟山是因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而得名,苏轼觉得此说不可解,因为即使把真正的钟放到水中,哪怕碰上很大的风浪,那钟也不会发出响声,何况石山呢?李渤说石钟山是因为敲击之下,石山会发出悠长动听的声音而得名,苏转觉得此说更加不可思议。因为扣而得声的石岩到处都是,为什么却只有这里得名为石钟山呢?研究目的:检验旧说,澄清在石钟山得名问题上的疑问。研究方法:实地考察,综合分析。研究进程:抓住路过之机,夜以继日———白天,在山上石岩间择其一二用斧子敲击听声;月夜,乘小船冒险到山脚绝壁下往来耳听目察。
研究发现:1.山下绝壁遍布岩窟岩缝,水波澎湃其间,声音像一种金钟;2.两山间有中空而多孔的大石,风水吞吐其间,声音像另一种金钟;3.两种声音相应和,就如一部恢宏的金钟交响乐。
研究结论:石钟山是因风、水与岩窟岩缝及中空多孔的巨石相搏击,其声如钟而得名。因此,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原因的解释是正确的,但他说得太笼统,不具体;李渤对石钟山得名原因的解释则是不正确的,显得浅陋可笑。以上所列,是一次研究性学习所必然涉及的各种要素,也是一篇研究性学习的结题报告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要素,而这些要素在《石钟山记》里是一样都不缺。这就说明,苏轼在石钟山的活动的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而在活动结束后形成的《石钟山记》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研究性学习的结题报告。而作为一次研究性学习,它所达成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它甚至并不怎么看重学习者获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但对学习者的自主参与程度和在活动中所经受的锻炼与陶冶却异常关注,因为这对学习者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极有意义。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苏轼在石钟山得名问题上的研究探索活动是否达到了我们所期望的目标:
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目标。苏轼的石钟山得名研究,完全是自主的、独立的,他经历了怀疑、考察、发现、感悟这样一个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曾因恐惧而动摇过,但实地的发现却让他忘记了恐惧,乃至惊喜而笑,临风而叹,深深庆幸自己的履险考察之行。显然,他不仅有体验,而且有很生动很深刻的体验。这就很宝贵,很合我们的目标要求。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标。
苏轼的石钟山得名研究正是一个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在发现和解决石钟山得名原因的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而且还在发现和解决石钟山得名原因的旧有解释何以令人生疑的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指出了郦道元之“简”与李渤之“陋”,以及“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下,故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等种种因素的存在。面对这种双重进展,我们能怀疑我们的目标要求没达到吗?
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目标。
研究过程中,小童持斧敲击岩石及敲出的“空空”声是信息,夜色中山岩山鸟慑人心魄的形与声是信息;山下岩窟、岩缝及两山间中空而多孔的大石是信息,水石相搏所发出的金钟般应和不绝的乐声更是信息。除此之外,郦道元和李渤的说法,《国语》和《左传》的记载,也都是信息。面对这一切,苏轼能排除无关信息和干扰信息,能抓住相关信息和有用信息,尤其能及时抓住山岩之形和水石相搏之声这类重要信息予以分析和利用。由此可见,这一条也不成问题。
分享与合作目标。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苏轼与苏迈、寺僧、小童、舟人实际已构成一个“课题小组”,彼此之间是“组内”合作关系。其中,“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焉,余固笑而不信也。”(石钟山寺院和尚让童儿拿着斧头,在山岩间择其一二加以敲击,山岩就发出‘空空’的声音,我听着忍不住笑,根本不相信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这是合作者之间很正常也很重要的不同意见的碰撞:“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者,周景王之无射也;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因而笑着对儿子苏迈说:“你记得吗?那嗡嗡不绝的应该是《国语》所记周景王乐钟的声音,那不绝的应该是《左传》所记魏庄子歌钟的声音。古人真没有欺骗我们啦。”)这是合作者之间很典型很激动人心的对重要发现重要收获的分享,因为有碰撞,因为重分享,所以这次合作的确是充分自主的、活泼生动的和积极高效的。那么,这一条也该评价为优。
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目标。
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的根本要求,就是不迷信,不臆断。而苏轼正是由于不迷信前人,又反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所以才有了关于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研究活动。当然,他的研究不是尽善尽美,他的考察结论并不是十分可靠,他对郦道元的肯定和对李渤的否定,也都显得理由不够充分,尤其他还有把“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这种考察方式视为不二法门的倾向,因而使自己也显得有些可笑。但这一切主要是受苏轼诗人气质的影响和太过仓促的考察时间的限制使然,是不能苛求于苏轼的。何况十八年后,在他终于遇赦从海南回归的途中,在他受尽摧残的生命行将结束的当年,他又写了《跋石钟山记后》来补充和修正自己的观点:“钱唐、东阳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袭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钱塘、东阳一带都有被称为‘水乐洞’的景观,流泉婉转在空岩之中,自然形成美妙的乐章。另外,从灵隐下天竺寺上行,至上天竺寺一线,溪流奔泄在两山之间,沿途如牛如羊的巨大岩石,在溪流冲击下发出嗡嗡的响声的确和钟声相似。面对这种现象,才知道庄子所说的‘天籁’,恐怕是无所不在。”这真是一位努力不迷信,努力不臆断的求索者。要讲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当代许多人大概还得向他学习才是。《中小学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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